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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激”为难治性抑郁患者带来新希望

 

　　本项长达5年的多中心纵向注册研究[1]中，研究者共纳入599名受试者，均为单相或双相抑郁患者，此前至少4种抗抑郁方案足量足疗程治疗失败。其中，328例在接受常规抗抑郁治疗的基础上联用迷走神经刺激（VNS），271例仅接受抗抑郁治疗（TAU），包括电休克治疗（ECT）。研究者采用简明幸福与生活质量满意度问卷（Q-LES-Q-SF）评估生活质量，Montgomery-Asberg抑郁评定量表（MADRS）评估抑郁症状。

 

　　结果显示，在两组MADRS评分改善相当的情况下，VNS组的Q-LES-Q-SF评分改善明显优于TAU组；换言之，联用VNS可显著改善难治性抑郁症患者的生活质量。即便MADRS减分幅度（34%）未达治疗有效的常用定义（≥50%），VNS组受试者仍获得了具有临床意义的生活质量改善（Q-LES-Q-SF变化最高为11.89），当MADRS减分幅度更大时（至少为56%），Q-LES-Q-SF也可获得同等意义的改善。VNS联合治疗组的生活质量改善体现在心境、工作能力、社会关系、家庭关系和休闲活动等多个方面。

 

　　临床启示：针对难治性抑郁症患者进行评估时，我们需要更加关注他们的整体幸福感。许多患者可能同时服用多达三、四、五种抗抑郁药物，但也只是勉强过得去；然而，引入VNS治疗有望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真正重大的变化。

 

　　ω-3脂肪酸的治疗潜能

 

　　OCEAN研究[2]采用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设计，共纳入了108例合并抑郁症的慢性心力衰竭（CHF）患者，基线汉密尔顿抑郁量表总分≥18分。这些受试者以1:1:1比例随机分为3组，在12周内每天分别给予二十碳五烯酸（EPA）/二十二碳六烯酸（DHA）鱼油（2:1）制剂2g、近乎纯净的EPA制剂2g及安慰剂。

 

　　结果显示：意向治疗分析显示，通过补充ω-3脂肪酸，前两组受试者各项ω-3脂肪酸指标显著升高，而安慰剂组则几无变化。虽然三组在抑郁总体指标上无显著差异，但Spearman相关性分析显示，血液中ω-3脂肪酸水平较高与认知性抑郁症状的改善（贝克抑郁量表中的认知分项评分降低）显著相关。此外，相比于安慰剂组，EPA/DHA组受试者健康调查简表（SF-36）的社会功能条目评分显著改善（p = 0.040），EPA组同样呈现出优势，但未达统计学意义（p=0.10）。

 

　　临床启示：一般认为，ω-3脂肪酸的功能是预防而非治疗；若用于治疗，则必须采用高剂量（4g为常用药物剂量），同时监测血脂肪酸浓度。该研究发现，补充ω-3脂肪酸有助于升高心衰合并抑郁症患者体内的ω-3脂肪酸水平，并带来抑郁症状及社会功能的改善，有望为这一特殊患者群体提供了更好的治疗方法。

 

　　青少年接受抗抑郁治疗有助于改善父母抑郁症状

 

　　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联系远非外貌或行为那么简单。一项来自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年会的研究[3]发现，青少年和父母的抑郁症状之间似乎也存在某种关联。

 

　　该项长期研究共纳入12-17岁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及其父母/照料者各325例。患者被随机分入三组：认知行为治疗组、抗抑郁药（氟西汀）治疗组及联合治疗组，接受为期36周的治疗和12个月随访。治疗开始前，四分之一的患者父母也存在中到重度抑郁症状。

 

　　线性混合效应模型提示，在子女接受抗抑郁药治疗期间，其父母的抑郁症状也呈现改善趋势。并且，父母的抑郁症状与孩子抑郁改善明显相关（b = .113, SE = .04, p < .01）。调整子女抑郁症状改善这一因素后，时间推移与父母抑郁症状的改善不再相关。并且，子女所接受的抗抑郁治疗类型与父母抑郁症状的改善无关。

 

　　临床启示：本项研究可能是较早评估子女情绪健康状况如何影响父母情绪的研究之一，研究结果支持了父母和青少年情绪之间的潜在联系，说明治疗青少年抑郁症也可能让父母受益。情绪具有感染性，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这一观点已并不稀奇。本项工作为将来研究青少年抗抑郁治疗对家庭的影响创造了很多可能性。